在“第二故乡”缅甸，我收获了与领导人的友情、与“玫瑰”的爱情

未满18岁被“空投”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其实我从小是一个科技迷，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刚刚开始，年仅16岁的我就从上海复旦中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填报的志愿还都是技术兵种，比如空军、海军、坦克、炮兵四个志愿，根本没想到去填外语。结果，我就被组织上分配去学外语，这就到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为什么会选我呢？后来我琢磨这和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并不在复旦中学，而是在圣约翰中学、圣约翰青年中学学过三年，那里的很多科目都是英语授课，有一些英语基础。所以我就被分配到外国语学校英语系，而且进去的时候，大部分同学是从一年级开始学，我一考上就上了二年级，在我们班上也是岁数最小的之一，个头也是最矮。

在外国语学校不到两年，我就被“空投”到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成了学习员，改学缅甸语，那时我差一个月满18岁。在使馆里我们拜华侨雇员为师，因为语言环境很好，所以进步比在北大学习的学生至少快一倍。1956年回国，我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缅甸语翻译之一，开始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毛主席说：“你长得像外国人”

1956年，在我人生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因为这一年，22岁的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而且是做他的翻译。

虽然在外国语学校时，我曾经参加游行队伍，并在天安门城楼下仰望过国家领导人，但现在是作为翻译坐在了毛主席身旁，心情自然是又激动又紧张。但说也奇怪，一见到毛主席，他和我握手，我马上就不紧张了。

为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伟人服务，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幸运的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的时候不按常规出牌，为什么这样讲呢？举几件小事。

1957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会面缅甸两位副总理，一位叫吴巴瑞，一位叫吴觉迎。这是我第二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有趣的是，毛主席先不跟外宾谈话，而是跟我谈话。他问：“你这个缅甸语是在哪学的？”我说：“是在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学的。”毛主席表情很惊讶，然后说：“很好。”说完这句话，毛主席才开始跟缅甸那两位副总理交谈。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当时我非常激动，没想到毛主席会先跟我说话。

后来到了1960年，当时缅甸的领导人吴努和另外一位实力派奈温将军，他们带了3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一个缅甸歌舞团被安排到中南海演出，我去给毛主席做翻译。座位是一排一排的，我平时当翻译一般是坐在后面，但是那天没有其他人，就让我坐到毛主席身边去，并排坐。

毛主席对缅甸舞蹈很有兴趣，就问：“缅甸人为什么老出现‘貌’（音），是什么意思？”我就跟毛主席解释：“缅甸人的名字很有意思，他不像中国人，姓王姓陈什么的，他没有姓，‘貌’就表示对自己的谦虚，就是弟弟的意思，我叫你‘哥什么’，你叫我‘哥什么’，那是平辈。如果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叫‘吴’，就是叔叔的意思。”顿了顿，我接着说：“像奈温，他是将军，开始对他不能用‘吴’，后来才用‘吴’，他脱下军服，才用‘吴’。”毛主席听了觉得非常有意思。

1965年，此时已是缅甸最高领导人奈温将军访问中国，毛主席会见了他，我做翻译。会见结束后，本来应该散了，没想到毛主席突然转身对我说：“你的样子很像外国人。”我没想到主席会这样讲，不过还是按照惯例把这话翻译给奈温将军听。奈温将军说：“肯定是因为你缅甸语讲得好。”周总理在旁边还帮我介绍了一下，他说我是上海人，在使馆学的缅甸语。

后来我琢磨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次看到一篇回忆录，说毛主席当年会见尼克松的时候，对担任翻译的唐闻生说她长得像美国人。我想，这大概是毛主席的一种风趣吧。

周总理说：“瑞声，谢谢你”

从事外交工作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被抽调到驻缅甸大使馆学习语言，原来与周恩来总理的一个重大决策有着直接关系。当时，缅甸等国家刚从殖民地状态中脱离出来，周总理指示，新中国和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交往，不要再使用过去西方宗主国的语言了，而要学习驻在国自己的语言。

周总理一生访问缅甸达9次之多，前两次我没参加，后面的7次都参加了。我很高兴自己学好了缅甸语，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重大任务。记得周总理在宴会上曾几次举杯为我祝酒，这应该是一个翻译最大的荣幸了。

2009年，程瑞声大使在北京森林公园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为毛主席做过7次翻译，而为周总理做翻译的次数却多得记不清楚了。由此，我也与周总理结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其中，让我始终铭记在心的是周总理的一次转身和一声“老朋友”。

那是1965年，周总理访问缅甸之后准备乘机回国。通常我都会陪周总理回国，但这次因为我已调到大使馆，不能陪总理回去了。记得当时周总理已经走到飞机的舷梯旁要登机了，但突然转过身来，往回走了几步，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瑞声，谢谢你。”我不知道总理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心里非常感动。我把这些片段记在了日记本上，现在它成了我最珍贵的财富。

“文革”期间，我国的对外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中缅关系也一度出现了波折，我也好几年没有见到周总理。1970年在一次外交部举行的聚会上，周总理点名点到我的时候，突然加了一句，说：“我的这位老朋友今天也来了。”周总理比我大36岁，其实比我的父亲还要年长，但他称我是他的“老朋友”。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很激动，也更怀念周总理。

当“金先生”遇到“玫瑰”

新中国早期外交史上，缅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本来印度会成为南亚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但是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专门给尼赫鲁拍电报，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先承认”，所以缅甸成了这一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

缅甸，可以说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自己的出生地上海住了16年，在缅甸待了14年。

缅甸人亲切地称我为“吴瑞”，“瑞”是我姓名中间的一个字，在缅甸语中是“金子”的意思，“吴”则是缅甸语对先生的尊称。吴努曾对周总理说：“吴瑞的意思是金先生，这个名字很好。”周总理也说确实很好。

由于缅甸朋友长期称我“吴瑞”，他们甚至忘了我的中文名字。1987年我在缅甸当大使时，缅甸的一位领导人还对我说：“中国提名程瑞声当大使，我们不知道是谁。后来一听说就是吴瑞，大家全都知道了。”

在缅甸，作为“金先生”，我还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玫瑰”。“玫瑰”就是我的爱人李路，50年代她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她的缅甸名字是“宁茜”，即缅甸语中的“玫瑰”。这是1956年底她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团员访问缅甸时，吴努在会见部分团员时给她取的。我们的相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957年1月的一天，缅甸仰光机场，中国艺术代表团圆满完成任务后即将乘机回国，我陪同姚仲明大使到机场送行。那天，吴努的夫人杜妙意也来机场送行，我一直忙于担任翻译。

然而，就在大家离开机场休息厅走向代表团乘坐飞机时，代表团里一位美丽的姑娘刚好和我走得很近。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十分引人注意。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寒暄了几句。然后她热情地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来我们团里玩吧。”虽然是简单的几句话，却使我感到她的话中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过，匆忙中我居然忘了问她叫什么名字。

很快到了那一年的9月，我和姚仲明大使陪同以缅甸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访华，谈判中缅边界问题。在新侨饭店的酒会上，我又见到了她，可有趣的是我又一次错过了问她的姓名。

不过，爱情似乎总能给人以智慧和勇气，我硬着头皮给那天也来参加酒会的空政歌舞团团长黄河写了一封信，请他将我的一封短信转给参加酒会的那位舞蹈演员。那时候没有什么情书，这封信也不是情书，只是个约会书。后来经过几次接触，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但也许真是好事多磨，直到4年后我们才终于走到了一起。

1994年，程瑞声大使与夫人李路在印度泰姬陵

1961年我们结婚了。记得后来在刘少奇主席为缅甸领导人吴努和奈温将军举行的国宴上，周总理在饭桌上得知了我结婚的消息，还责怪我，说我应该通知他。周总理那么忙，我哪敢通知他啊！得到了周总理对自己和爱人的结婚祝福，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感动。其实，在与周总理长期工作交往中，我感到他不仅仅是我们极其敬重的国家领导人，在许多方面还真的和老朋友一样。

 作者简介

程瑞声,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中国驻缅甸、印度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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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出处《听大使讲故事》 主编 | 牛力

作者 | 程瑞声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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